以准入后监管为主，准入前负面清单方式许可管理为辅，废除审批制度，实行投资准入管理体制，先放行后查验。

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

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

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我们也认为，这些原则可归纳为一般结论，适用于更大范围的群体，而不只是试图管理公共资源的人群。

事实上，进化论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实现其普遍性。该特刊中的文章证明进化论能够并且应该用于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的一般理论框架。她之所以获奖是因为她的以下观点：试图控制如灌溉系统、森林和渔业等公共资源的人群能避免过度使用的悲剧，但条件是这些人能通过拥有某些设计特点（design feature）来自我规范。相比之下，经济学中的其它理论似乎只是观点的大杂烩。

有人认为形式数学理论可填补这个巨大的理论真空。该模型还需要限制性地假设理性人所居住的环境。

进化论思想可以提供一种方法，在自由放任和笨拙管制之间找到一条智慧的中间途径。不过，到目前为止，行为经济学家只是列出了一系列在一般均衡模型背景下异常且矛盾的异常和悖论，就像无法逃脱母星轨道的卫星进化研究所一个多年项目就是反思经济学，为此，我有幸在埃莉诺逝世之前与她和她的博士后助理迈克尔?考克斯合作了几年。即使到今天，大多数人都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市场上狗吃狗、人吃人的观点联系起来（生物界的实际情况是：狗不吃其它狗）。

从我的经验看，根据我与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专家的数百次对话，许多人对于进化论能阐明经济学奥秘的观念持开放态度，并且觉得不受威胁。回答了这四个问题就可对沙漠物种颜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她之所以获奖是因为她的以下观点：试图控制如灌溉系统、森林和渔业等公共资源的人群能避免过度使用的悲剧，但条件是这些人能通过拥有某些设计特点（design feature）来自我规范。生物学的所有分支都是通过这个方法统一的。

例如，欧盟就是从一个低层次实体努力发展形成了一个高层次社会组织。例如，生活在沙漠中的物种一般都拥有沙的颜色。

如果更高层次的功能型组织进化需要特殊条件，大家如何能坚持以下观念：无管制的利己行为必然会有利于公众利益。在此之前，凡勃伦甚至认为这种关于人类的构想早已过时。

那么进化论能否做得更好？当然，经济学从一开始就一直迫切需要跨学科干预。每个人都在努力最大化自己的绝对效用，这也会最大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效用——其中没有任何调控。进化论者拥有一个概念工具包，可用于任何有机体的任何方面的研究。其最近出版的著作名为《社区计划：用进化论改善我的城市，一次一个街区》（The Neighborhood Project: Using Evolution to Improve My City, One Block at a Time, 2011）。进化论思想可以提供一种方法，在自由放任和笨拙管制之间找到一条智慧的中间途径。我们如何解释这个事实？首先，这些物种呈沙色是为了避免捕食者发现（功能方面的解释）。

该特刊中的文章证明进化论能够并且应该用于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的一般理论框架。在大多数情况下，低层次单元甚至不像人类那样会有福利这种想法。

2013年《经济行为与组织期刊》发表题为作为经济学和公共政策一般理论框架的进化论的特刊，其中表明该项目已经有了成果。事实上，经济学家通常假定其观点与进化论是一致的，虽然他们不会在工作中正式地用上这个理论。

这包含四个并行的问题，分别与某种特征的功能、历史、物理机制和发展有关。2008年，在一辈子只会遇到一次的金融危机隐隐浮现之际，我的一个朋友——一位企业高管——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进化论是否可能解释引起这次危机的原因？虽然我们这类在生物学领域工作的人员并不习惯解答企业高管提出的问题，但是我成立了进化研究所，而这位朋友是当时初期的支持者。

19世纪末，法国数学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渴望创造出一种与牛顿运动定律相当的社会行为物理学。有机体生存和繁衍绝对优势有多大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对于运用其它策略的有机体有多大的相对优势。1874年，瓦尔拉斯发明了这样一个理论，被称为一般均衡模型，但是这个模型存在致命缺陷。特刊中的13篇文章为姗姗来迟的研究范式转型奠定了基础。

这类思想看起来可能与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相距甚远，但可适用于核心经济观念，特别是在大家都记得进化论包括对文化进化以及遗传进化的研究之时。2009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时，许多经济机构的成员都惊呆了。

此外，这种特别的机制部分是基于物种的世系（历史解释），并且会在有机体生命周期中通过各种方式发展（发展方面的解释）。我们已经到了令人绝望的时刻：金融危机出现，暴露出大家对于经济体系的基本理解严重不足。

不过，到目前为止，行为经济学家只是列出了一系列在一般均衡模型背景下异常且矛盾的异常和悖论，就像无法逃脱母星轨道的卫星。18世纪政治经济学先驱亚当?斯密认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经济有自行运转的方式。

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其文章《政治经济学定义》中写道，理性人是对人的一种武断定义，即认为人必定会做一些事，并用最少劳动力和最小的自我牺牲来获得最大量的必需品、便利和享受。对个人有利的不一定对家庭有利，对家庭有利的不一定对家族有利。一般均衡模型的瑕疵有大量文献能够证明。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在其文章《为何经济学不是进化科学》（1898年）中讽刺理性人是快乐和痛苦的一个快速计算器，像一个渴望幸福的均匀球体那样，在刺激推动下在一定区间震动，并保持完好无损。

工业革命和大萧条是这种危险出现的两个最佳实例。然而，斯密也明白，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对整个社会通常是非常有害的。

在多层次等级结构的每一个阶层之上，利己行为可能会逐渐破坏更高层次行为的表现。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认为理性人与人类几乎没有关系，然而，直到现在，一般均衡模型仍在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有人认为形式数学理论可填补这个巨大的理论真空。奥斯特罗姆利用公共资源的全球经验数据库，以及来自政治学、博弈论和进化论的理论证实了她的观点。